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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共建共治共享什么样的新经验

枫桥式小区就是社会治安好，现代化管理程度高，智能化水平一流的小区。既是深入贯彻基层党组织建设共建共治共享、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好、发展好党的群众路线，警路联动共同争创枫桥式小区的具体动作。

与会各单位表示，将依托兄弟单位的协力合作，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积极预防、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实现群防群治和整体防控，共同打造平安、和谐、有序的铁路辖区环境。

中国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共建共治共享什么的心情

01

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逐步实现社会治理结构的合理化、治理方式的科学化、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将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制度具有根本性和稳定性，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先要实现社会治理制度化。

02

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压实政府社会治理责任，比如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维护公共安全等责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畅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在全社会营造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问题。

03

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

善于运用法治、民主、协商的办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要弘扬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把自治法治德治作为根本方式，把预测预警预防作为根本任务，努力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激发社会治理新动能，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大受益者、最广参与者、最终评判者。

04

提高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

（1）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

（2）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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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三句话。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矛盾纠纷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专业化的态势，公安机关在基层治理中，时常面临案多人少等问题，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创新基层治理，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赛口镇派出所综治警务中心在望江县公安局主导和村镇的支撑下，警务中心的联动机制，打破了治理传统，形成扁平化的管理，释放出叠加效应，应变解决杂难问题。“打造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枫桥模式，建综治警务中心，依托大数据要警力，全面提升基层派出所服务群众，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速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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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是共同参与社会建设，要求突出制度和体系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共治是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要求树立大社会观、大治理观，打造全民参与的开放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共享是共同享有社会治理成果，要求社会治理的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社会治理的目标。

(一)树立科学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首先是树立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

(二)完善体制机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

(三)创新方法手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方法手段现代化。

如何部署坚持和完善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点任务？(一)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关键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创造更多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就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实现预防化解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能力的基础工程。

(三)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当前，公共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必须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托起安全的底线。

(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治理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固本之策。

(五)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体系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掌握维护国家安全主动权的总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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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逐步实现社会治理结构的合理化、治理方式的科学化、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将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制度具有根本性和稳定性，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先要实现社会治理制度化。

2、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压实政府社会治理责任，比如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维护公共安全等责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畅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在全社会营造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问题。

3、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

善于运用法治、民主、协商的办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要弘扬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把自治法治德治作为根本方式，把预测预警预防作为根本任务，努力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激发社会治理新动能，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大受益者、最广参与者、最终评判者。

4、提高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

(1)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

(2)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

(3)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4)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5)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5、健全公共安全、社会治安防控、社会心理服务和社区治理四个体系

(1)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既是我国社会转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反应，也考量着我们在新形势下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能力。需要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公共安全事故的预防体制建设、应急反应到安全事故的控制与善后处理，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

(2)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当前，要以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以理念、体制机制、方式手段创新为动力，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切实提高维护公共安全能力水平，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3)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观念的冲突和利益的冲突成为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这需要我们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塑造社会成员的健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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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枫桥精神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当年，“枫桥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在同公安部负责人谈话中强调：“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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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动员群众参与乡村治理，增强主人翁意识，维护农村和谐稳定;教育引导群众革除陈规陋习，弘扬公序良俗，培育文明乡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服务群众能力，把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筑牢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发挥党组织在农村各种组织中的领导作用。严格村党组织书记监督管理，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加大在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持续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派驻第一书记。在乡村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

二是健全乡村治理工作体系。坚持县乡村联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乡镇和村，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县级是“一线指挥部”，要加强统筹谋划，落实领导责任。乡镇是为农服务中心，要加强管理服务，整合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建立健全统一管理服务平台，实现一站式办理。充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民生保障、社会服务等工作力量。行政村是基本治理单元，要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村规民约，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扎实开展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是调处化解乡村矛盾纠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畅通农民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及时妥善处理农民群众合理诉求。持续整治侵害农民利益行为，妥善化解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环境污染等方面矛盾。推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领导干部定期下基层接访制度，积极化解信访积案。组织开展“一村一法律顾问”等形式多样的法律服务。

四是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村集体资产、扶贫惠农资金和侵犯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等违法犯罪行为，推进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建立防范和整治“村霸”长效机制。依法管理农村宗教事务，制止非法宗教活动，防范邪教向农村渗透，防止封建迷信蔓延。加强农村社会治安工作，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动。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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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乡村振兴促进工作。

本条例所称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

第三条 促进乡村振兴应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乡村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特有功能。

第四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改革创新、激发活力，坚持因地制宜、规划先行、循序渐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促进共同富裕。

第五条 建立乡村振兴工作领导责任制，全面落实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乡村振兴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乡村振兴考核评价制度、工作年度报告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振兴促进工作的统筹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做好与乡村振兴促进有关的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人民政府的规定，结合当地实际组织实施乡村振兴促进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和引导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服务乡村振兴，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机制。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乡村振兴促进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引领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结合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全省乡村振兴规划。

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全省乡村振兴规划，编制本地区乡村振兴规划或者实施方案。

第十条 乡村振兴规划的编制，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利用各类专项规划成果，统筹安排目标任务，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配置公共资源，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实施乡村振兴规划监督检查评估机制，乡村振兴有关规划的编制和修改，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实施。

第三章 产业兴旺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服务体系，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和建立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统一市场平台等举措，落实农村改革重点任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优势特色资源为依托，坚持科技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善粮食加工、流通、储备体系，提升粮食供应链，构建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保障粮食安全。落实粮食加工、储存、运输标准，提高粮食加工出品率和利用率，推动节粮减损。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严守耕地红线，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农业节水工程建设步伐；加大机耕路建设投入，加大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投入力度。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立足区域自然资源禀赋，扶持发展苹果、羊乳、茶叶等优势特色产业，支持发展现代种植业、现代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服务业、乡村商贸流通业、乡村资源环保产业、乡村休闲旅游业等产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以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促进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引领产品转化增值，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乡村商品流通和服务网络。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深化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构建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平台。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校（院）地科技合作，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强特色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研究利用与繁育推广，加快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研发示范推广。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农机装备的研发、试验示范、推广应用，加强共性关键技术协同攻关，推广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和特色产业农机化示范，促进宜机化设施配套，推进农业机械化向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大力扶持以涉农专利和植物新品种为支撑的创新经济、以农产品商标为支撑的品牌经济和以地理标志为支撑的特色经济，加大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农产品企业支持力度。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发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体系和食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多途径提升安全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涉农企业、电子商务企业、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以多种方式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共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鼓励各级人民政府推广应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加快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繁荣、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农业现代化，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制定促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工作。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农户与农业生产托管合同当事人可以参照示范文本签订合同，对服务价格、托管质量、履约期限、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安排重点支持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合理确定补贴标准。

第二十二条 鼓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利用“一带一路”区位优势加强农业国际科技合作，鼓励、支持特色农产品出口，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农业对外合作水平。

第四章 生态宜居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建设，推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因地制宜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推动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重点加强对秦岭保护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修复，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力度。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加强农村生态建设。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强化耕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落实县乡两级农村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禁止违法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产业、企业向农村转移。禁止违法将城镇垃圾、工业固体废物、未经达标处理的城镇污水等向农业农村转移。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和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推进乡村饮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第二十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普及卫生厕所，综合考虑陕北、关中、陕南地理环境、经济水平、人口数量、生活习惯等因素制定农村户用厕所建设改造标准，推动农村新建住房配套建设卫生厕所。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建设公共厕所，推广无害化公共厕所，村民委员会应当落实人员，做好本村公共厕所的日常保洁和维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乡村合理采用分散式、相对集中式或者纳入污水管网式等方式收集处理厕所粪污，推进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第二十八条 县、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和处理设施，建立行政村常态化保洁制度，实行“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因地制宜、合理选择治理模式和处理工艺，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向周边村庄延伸覆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水体净化等措施综合治理农村黑臭水体，加强农村水系综合整治修复，促进农村水环境改善。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持续推进乡村绿化美化亮化，支持乡村无障碍设施、道路标识等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村庄开展特色风貌、景观环境和田园村居规划设计，建设一村一貌、各具特色的乡村，推动村容村貌整体提升。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和服务，强化新建农村住房风貌管控，统筹推进现有农村住房升级改造，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安全住房保障机制。

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等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完善并落实农村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负责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引导农民建设功能现代、结构安全、成本经济、绿色环保、与乡村环境相协调的宜居住房。

第五章 乡风文明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保护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村文化市场繁荣,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大古村落、古建筑、地貌景观、工程遗产、农业遗迹等保护力度，传承好秦腔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历史文化名镇，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利用，完善国家级和省级传统村落名录，推动传统建筑挂牌保护，建立有效监管机制，提升防火防震防垮塌能力。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挖掘乡村文化本土人才，培养农村文化工作队伍，完善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和数字广播电视网络，支持农家书屋、文化场馆、村史馆、体育广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文化科技惠民工程，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体育、节日民俗等活动，支持创作反映农民生产生活和乡村振兴实践的优秀文艺作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满足农民基本文化需求。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鼓励开展农村志愿服务活动，建设诚信乡村。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积极作用，反对薄养厚葬、赌博、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大操大办、攀比炫富等陈规陋习，引导群众抵制非法宗教和封建迷信活动、腐朽落后文化，倡导孝老爱亲、健康娱乐、节俭操办婚丧节庆活动等现代文明新风，大力推行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科学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年人以及残疾人、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鼓励开展多元化农村养老、托幼照料服务。

第六章 乡村治理

第三十七条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第三十八条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发挥全面领导作用。

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应当在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实行村民自治，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并应当接受村民监督。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配备与乡村振兴工作任务相适应的工作力量，完善农业农村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选拔、考核、任用机制，落实农村基层干部相关待遇保障，建设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业农村工作干部队伍。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依法管理集体资产、合理开发集体资源、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作用，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独立运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健全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第四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和支持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健全村民委员会民主决策机制和村务公开制度，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能力。

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引导农村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

健全村务监督机制，加强和规范村务监督工作，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培育法治文化，增强农村基层干部法治观念，引导农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健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加强法律服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高乡村治理和法治建设水平。

第四十三条 加强乡村便民服务体系建设，增强乡（镇）便民服务能力，优化乡（镇）政务服务流程，提高服务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数字化、便民化水平。

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在村、社区设立便民服务站点，开展政务服务事项延伸服务，为农民就近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提供便利。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建立乡村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加强乡村诚信建设，开展诚信教育，培育诚信文化，建立健全覆盖乡村的信用信息系统，完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

第四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农村警务工作，推动平安乡村建设；健全农村公共安全体系，强化农村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应急广播、食品、药品、交通、消防等安全管理责任。

第七章 城乡融合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促进公共教育、医疗、文化、体育设施等资源向农村倾斜，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乡交通物流、客运、水利、供水供电供气、信息通信、广播电视、消防和防灾减灾等公共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建设、管护，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健全乡村便民服务体系，改善卫生、交通、邮政等公共服务设施，支持完善村级综合服务设施。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优化城乡学前教育资源布局，加强农村幼儿园建设，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

第四十九条 加强城乡医疗共同体建设，建立城乡医院对口帮扶、巡回医疗和远程医疗制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和服务向欠发达地区乡村延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并保障其有效运转；稳步提高农村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保障基本药物有效供给，提升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防控和诊疗救治能力，推动对偏远乡村的送医下乡到户服务。

第五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民进城务工，拓宽增收渠道，全面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制度，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务工农民办理社会保险参保关系，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支持农民按照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鼓励具备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业产业化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快完成农村各类产权确权和登记颁证；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制度，激发农村市场活力，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切实提高农民经济收入。

鼓励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制定交易标准，引导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对闲置宅基地、房屋、荒山等资源依法进行流转交易。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进城农民各项权利，允许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社会资本到乡村发展与农民利益联结型项目，鼓励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养老等，但不得破坏乡村生态环境，不得损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第八章 数字乡村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数字乡村建设的要求，组织实施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推进农村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光纤网络、移动网络建设水平和覆盖质量，加快农村交通、电力、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发展智慧农业，促进农业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活动全面深度融合应用，推动数字农业工厂、数字农业基地建设，加大涉农信息服务提供力度，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农村电商快递服务体系建设，采取多种形式，提升农民特别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数字素养，壮大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培育和壮大乡村电子商务市场，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乡村商品流通和服务网络。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数字化改革要求，拓展乡村治理与服务数字化应用场景，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务服务、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美丽乡村、乡村治理等领域的综合应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推动乡村网络远程教育、医疗等应用普及，促进城乡优质公共资源共享。

第九章 扶持措施

第五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提供教育培训、技术支持、创业指导等服务，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建立鼓励各类人才参与乡村建设的激励机制，搭建社会工作和乡村建设志愿服务平台，支持和引导各类人才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为返乡入乡人员和各类人才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相关的福利待遇。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保障乡村振兴的财政投入，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加大各级政府新增债券资金投入乡村振兴力度。强化涉农资金监督管理，落实行业主管部门主体责任。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第六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力。建立健全易返贫致贫人口动态监测预警和帮扶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帮扶长效机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革命老区、边远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

第六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发挥投资引导基金作用，重点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及先导性支撑产业发展。

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依法采取措施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激活农村土地资源，完善农村新增建设用地保障机制，满足乡村产业、公共服务设施和农民住宅用地合理需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乡村产业用地，建设用地指标应当向乡村发展倾斜，县域内新增耕地指标应当优先用于折抵乡村产业发展所需建设用地指标，探索灵活多样的供地新方式。

经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依法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优先用于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乡村产业。

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自主或者与其他主体共同利用闲置住宅和农用房发展共享村落，对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依法给予金融和税收等政策扶持。

共享人有权开展乡村民宿、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等乡村产业经营活动，符合创新创业条件的，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第十章 监督管理

第六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完成情况等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第六十五条　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客观反映乡村振兴进展的指标和统计体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第六十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

第六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定期对下一级人民政府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第六十八条　县级以上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农村、审计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农业农村投入优先保障机制落实情况、乡村振兴资金使用情况和绩效等实施监督。

第六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乡村振兴促进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违反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中国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共建共治共享 新经验

（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高水平推进平安中国示范区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宁，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平安建设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平安建设，是指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等相关活动。

第四条 平安建设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确保正确政治方向。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服务群众，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坚持大平安理念。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发展与安全。

（四）坚持与法治建设一体推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平安建设。

（五）坚持数字赋能、整体智治。提升平安建设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六）坚持科学治理。推动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与专项治理相结合。

第五条 平安建设的主要任务是：

（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二）防范和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三）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四）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公共安全保障体系；

（五）加强和完善网络空间治理；

（六）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

（七）开展平安创建活动；

（八）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平安建设任务。

第六条 平安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落实平安建设主体责任，健全内部风险防控责任制度，完善各项安全防控措施，共同做好所在地区、行业平安建设。

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应当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支持和指导会员参与平安建设，协助主管部门做好平安建设相关工作。

互联网平台企业、大型商业中心、物业服务企业、物流服务企业等单位，应当协助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开展平安建设工作。

新闻媒体应当宣传平安建设的措施和成效，为平安建设创造良好舆论氛围。

第七条 公民应当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保持和谐的家庭和邻里关系，加强未成年子女道德和法治教育，增强自我防护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鼓励公民参与平安建设，及时报告社会风险隐患，举报违法犯罪行为，对平安建设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章 工作体制

第八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以下简称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推进本行政区域内的平安建设工作，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执行上级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二）组织实施平安建设相关法律法规；

（三）协调和指导有关部门、单位开展平安建设，督促落实平安建设责任；

（四）定期分析平安建设形势和重大问题，提出深化平安建设的政策建议；

（五）组织开展平安建设督导检查、考核评估以及表彰奖励工作；

（六）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职责。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根据平安建设工作需要，可以成立平安建设专项工作组，确定相关单位作为平安建设成员单位。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设立的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

乡镇（街道）应当明确负责平安建设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平安建设力量。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平安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完善平安建设政策措施，加强平安建设基础设施、人员和装备保障，并将平安建设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的要求，组织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教育，落实专项治理和检查等工作。

第十条 平安建设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以及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的统一部署，指导和管理本行业、本系统的平安建设工作，按照规定向本级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报告平安建设情况。

第十一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平安建设专项工作组应当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平安建设成员单位推进相关工作。

平安建设成员单位应当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和执法协作。

第十二条 平安建设实行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督导检查，落实责任追究。

第三章 风险防控

第十三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经济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领域社会风险防控工作体系，健全社会风险防控运行制度，形成监测、预警、处置和反馈的风险闭环管控机制，实现精准、高效防范和处置社会风险。

第十四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覆盖各行业、各系统、各领域的社会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风险识别和分析能力。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有关监测预警的规定，完善社会风险监测预警措施，组织开展社会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加强风险研判，按照规定报告和发布社会风险预警信息。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社会风险隐患治理，完善社会风险处置制度，建立健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发现社会风险隐患的，应当依法及时妥善处置；社会风险引发突发事件的，应当按照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有关规定及时组织应急响应、处置。

第十六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总结社会风险发生的原因，以及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措施，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各类社会风险，降低社会风险负面影响。

第十七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平安形势分析机制，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定期分析研判社会风险隐患，提出对策建议和改进措施，并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落实。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本辖区、本行业、本系统的平安形势分析，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及时消除社会风险隐患。

第十八条 本省加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工作体系和能力建设，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邪教活动以及其他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本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第十九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应当落实反间谍、反恐怖主义、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等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风险预防、评估、预警和危机管控，及时应对和处置突发风险和事件，维护国家安全。

第二十条 本省按照打防结合、整体防控、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原则，构建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形成城乡统筹、网上网下融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一体的工作格局。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网信等部门应当加强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查处、打击涉黑涉恶、涉黄涉赌涉毒、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侵犯知识产权等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以及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第二十二条 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第二十三条 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市场监督管理、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卫生健康、生态环境、药品监督管理、农业农村、海事等部门和机构，应当加强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安全生产、危险化学品、食品药品、经济金融、传染病防治、生态环境、海上船舶等公共安全行业、领域以及城市运行安全的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按照安全风险闭环管控工作要求，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统筹协调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处置。

第二十四条 网信、公安、文化等部门应当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信息系统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监督管理和保护工作，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抵制不良文化影响，有效预防、化解网络舆情危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良好的网络生态。

第二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落实社会风险防控主体责任，依法建立健全社会风险隐患排查制度，及时有效防范和处置社会风险。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落实社会风险防控监管责任，加强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社会风险防控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对社会风险隐患以及平安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明查暗访，督导检查。

第二十七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重点区域和突出问题挂牌整治机制，对存在突出问题并严重影响平安建设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挂牌专项治理，限期整改。

第四章 基层社会治理

第二十八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完善设区的市抓统筹、县级负主责、乡镇（街道）强执行的工作格局，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第二十九条 县（市、区）应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防范、化解和处理在当地，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和完善社会治理中心、基层治理平台、基层网格等建设。

第三十条 县（市、区）设立的社会治理中心应当加强职能和资源力量的整合，完善矛盾调处、运行监测、分析研判、协同流转、应急处置、督查考核等功能，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高效协同、整体智治。

第三十一条 县（市、区）应当推动基层治理平台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支撑作用，加强乡镇（街道）党建统领、经济生态、平安法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配备与形势任务相适应的工作力量，制定相关工作标准和业务规范，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和职能站（所），提升工作实效。

第三十二条 县（市、区）应当发挥基层网格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基础功能，按照省有关规定科学划分、合理优化基层网格设置，建立网格事务准入审查机制，推进基层网格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提升网格治理效能。

基层网格员参与或者负责网格管理区域内的人口、单位、房屋等社会基础信息收集核查，协助开展社情民意走访、风险隐患报告、矛盾前端化解、应急响应处置、疫情防控等工作。

乡镇（街道）应当加强基层网格员的日常管理，并在培训、待遇等方面予以保障。

第三十三条 本省推动建立和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开展平安建设工作，发动村民参与群防群治，开展社会治安巡防、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社区矫正帮扶、政策宣传等。

鼓励村（居）民委员会将平安建设有关内容依照法定程序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途径，综合运用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诉讼和法律监督等方式，依法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第三十五条 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加强对信访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力度，推动地区、部门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第三十六条 鼓励、支持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当组织协调人民法院、司法行政等单位，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的分流机制，并在程序、效力和执行等方面加强衔接。

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以及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等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效力。

第三十七条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会同公安、司法行政、教育、民政等部门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建设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平台，加强社会心理问题排查化解，为社区矫正对象、刑满释放人员、吸毒人员、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人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流浪乞讨人员等提供心理辅导、心理危机干预和跟踪帮扶等服务，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第三十八条 省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组织开展平安市、平安县（市、区）、平安乡镇（街道）、平安村（社区）、平安单位等示范创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平安创建工作。

省有关部门在省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的指导下，开展本行业、本系统的平安单位创建工作。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发挥专业服务功能，开展平安建设有关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志愿服务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平安建设志愿者培训、激励和管理制度。

第五章 数智平安建设

第四十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结合数字法治、法治大脑建设要求，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综合集成平安建设各领域数据，形成具有需求感知、态势模拟、风险预警、控制运行、决策分析功能的数字平安系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平安建设数字化项目的管理机制，加强对平安建设数字化项目的统筹、整合和共享管理，避免重复建设。

第四十一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围绕构建上下贯通、县乡一体的县域整体智治格局，梳理平安建设业务需求，推进跨场景重大应用建设。

大数据发展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平安建设数据汇集共享机制，推动数据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有序流动，实现平安建设业务协同。

第四十二条 省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当推进省平安监测预警防控平台建设，综合集成矛盾化解、社会治安、依法治网、行业监管等社会风险监测预警数据，加强平安建设各项核心指标分析、研判，提升社会风险识别、预警、防范、处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科学性。

第四十三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托县级社会治理中心和基层治理平台，承接平安建设重大应用功能，构建权责明确、一屏指挥、流转贯通、处置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综合系统，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智治能力。

第四十四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以及公安、大数据发展管理等部门应当推动公共视频监控与平安建设场景应用协同建设，发挥公共视频在防范风险、调处矛盾纠纷、信息化核查、打击违法犯罪等方面的作用。

第四十五条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数据分析、研判，发挥大数据在社会风险防控、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平安建设决策、管理和服务方面的作用。

第六章 法治保障措施

第四十六条 本省根据平安建设需要，加强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立法，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及时制定、修改、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建立健全立法风险防范机制，为平安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全面落实预防性法律制度，规范和完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工作，从源头上防止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作出可能对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等造成不利影响的重大决策，应当事先组织风险评估，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处置预案，避免因决策失误产生矛盾纠纷、引发社会风险。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工作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

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加强对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和司法，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司法责任制，健全监督制约机制，防止因执法司法不当、不公产生矛盾纠纷，引发社会风险。

第五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完善监管执法事项清单化管理体系，推动执法力量和权限下沉，优化和提升基层执法效能。

第五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调解、仲裁、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平安建设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

第五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落实普法责任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提高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职能力，有计划、有重点地推动公民法治素养提升，引导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为平安建设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第五十三条 乡镇（街道）应当加强基层法治建设，推进法治化综合改革，完善乡镇（街道）法治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基层社会依法治理水平，推动法治建设示范乡镇（街道）、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为平安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第七章 考核与责任追究

第五十四条 本省定期向社会公布平安浙江指数，全面、客观评价设区的市、县（市、区）平安建设状况。

省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当会同省有关部门完善平安浙江指数，合理设置指标权重，优化指标单位和数据类型，科学计算指标变化趋势，强化平安浙江指数的实际运用。

第五十五条 省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平安建设考核评价机制，优化考核评价标准和指标，强化考核评价结果运用，提升考核评价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公正性。实施平安建设考核评价，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平安建设参与率、满意率等调查。

有关部门、单位应当对平安建设考核涉及的信息和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瞒报、漏报、拒报。

第五十六条 对平安建设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十七条 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平安建设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由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通报；情节严重的，由有权机关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给予处理:

（一）未落实平安建设工作措施，基层基础工作薄弱，致使社会治安秩序混乱；

（二）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较大的危害国家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刑事犯罪案件、生产安全事故、公共安全事件、网络安全事件；

（三）平安建设考核评价不合格、不达标；

（四）对平安建设重点区域和突出问题未采取有效措施治理；

（五）瞒报、漏报、拒报平安建设考核数据；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八条 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受到挂牌督办后未在规定期内完成整改目标，或者有本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情形且危害特别严重、影响特别重大的，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年月日起施行。《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同时废止。